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要研究的主要議題是什么？其原因和重要性何在？

主要議程

會議的議程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

此外，會議還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了下半年經濟工作。包括：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要落實各項減稅降費措施；優化信貸結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隱患；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鼓勵民間投資，改善企業微觀環境。

為何聚焦“從嚴治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全面從嚴治黨作出許多部署。十八屆六中全會，將進一步全面推進這項工作。整體布局，步步推進，目的就是將治黨管黨一抓到底，標本兼治，保持長效。

那么，十八屆六中全會為何專門研究從嚴治黨的問題呢？

一黨的性質與任務要求我們必須從嚴治黨

作為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要在本世紀末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從嚴治黨，嚴密構建鐵的紀律與規矩。

一個思想理論混亂、生活作風腐敗、組織紀律松散的政黨是不可能帶領中國人民順利完成這個艱巨而又光榮的歷史使命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從嚴治黨，從嚴構建鐵的紀律與規矩，以維護黨的團結與統一，增強黨的凝聚力與戰斗力。

二黨的歷史經驗與教訓要求我們必須從嚴治黨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日起就十分重視從嚴治黨，逐步構建了一整套鐵的紀律與規矩，為進一步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啟迪。這些經驗與啟迪充分說明，治黨必須從嚴，從嚴治黨必須守紀律、講規矩。

中國共產黨誕生90多年來，從嚴治黨的黨紀黨規體系也經歷了由無到有、由粗到細、由寬到嚴的發展過程。其中最重要的經驗與啟迪就是：依法治國，必先依規治黨。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既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也留下了不少失誤的教訓。無論是成功經驗還是失誤教訓都值得好好珍惜和記取。

三黨面臨的考驗與危險要求我們必須從嚴治黨

“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應對和經受住考驗、化解和戰勝危險的重要法寶。”

——2012年3月1日習近平出席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并講話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階段，黨所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嚴峻。黨所面臨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也更加凸顯。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黨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不論查處貪官人數之多，級別之高，行動密度之大，還是涉及領域之寬，挖掘問題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150多只“老虎”落馬，20多萬只“蒼蠅”被處分，超過800只“狐貍”歸案。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們黨反腐的力度和效果，但另一方面也說明黨內權力腐敗的普遍性與嚴重性。這些問題的出現極大地玷污了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嚴重削弱了黨的執政基礎與執政能力。

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展望十八屆六中全會

縱向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依法治國，十八屆五中全會研究“十三五”規劃建議，也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布局，十八屆六中全會研究全面從嚴治黨，恰好構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成為從黨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召開之前重大決策的主題和主線。這表明，黨中央戰略思想與戰略決策高度契合，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高度統一，治國理念與治國布局高度一致，問題導向與規律導向高度協調。

這次六中全會要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 》，對于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化、反腐治本，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國的政治體系里，如果沒有政黨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國家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十八屆六中全會聚焦全面從嚴治黨，利于把中國共產黨建成各項制度更加成熟、組織化程度更高、更加權威有力量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確保黨始終處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地位。

六中全會為何如此重要？

中央委員會作為黨的領導決策核心，每年舉行一到兩次全會。中央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要環節。每次中央全會都有一個研究主題。有分析認為，讀懂中央全會，是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國故事、中國治理的重要前提。

一般來說，六中全會是每屆中央委員會倒數第二次全會，其研究主題受到國內外關注。

從改革開放至今，已經召開過7次六中全會。梳理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7次六中全會主題，幾乎都是聚焦意識形態問題、黨建問題。根據已公布議程，十八屆六中全會，同樣聚焦“黨建”：這次全會，將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

改革開放以來的7次六中全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領導體制回歸常態，中央全會定期召開，研究黨和國家層面的重大問題。

從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到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總共召開了7次六中全會。這7次六中全會都會有一個研究主題，最后通過一個決議(決定)，并均有時代背景。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時間：1981年6月27日至29日

《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建國32年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清了功過是非，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決議》在改革開放初期做出，對于統一黨內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起到了關鍵作用。

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時間：1986年9月28日

《決議》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闡明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基本指導方針，是新時期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這次《決議》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有所抬頭，意識形態斗爭形勢比較突出。《決議》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鞏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共同思想基礎具有重要作用。

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

時間：1990年3月9日至12日

《決定》認為，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能否始終保持和發展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這個決定對于改革開放新時期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和政治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時間：1996年10月7日至10日

1996年《決議》分析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面臨的形勢，總結了經驗和教訓。這是1986年《決議》10年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發展一段時期的背景下，中央全會再度聚焦精神文明建設，并強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這對于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

時間：2001年9月24日至26日

《決定》強調了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出了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指導思想和主要任務，闡述了在黨的作風建設方面的“八個堅持、八個反對”。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黨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和黨的隊伍狀況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決定》聚焦黨的作風建設，對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增強人民群眾的信任基礎、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具有關鍵作用。

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時間：2006年10月8日至11日

《決定》明確提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工作原則和重大部署，為中國描繪了一幅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路線圖。這個《決定》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后聚焦社會問題，是基于對當時中國面臨的轉型矛盾的深刻洞察，是對保護社會和諧、發展社會主義的一次戰略謀劃，對維護中國社會的和諧正義，對保持經濟發展的穩定環境意義重大。

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時間：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

《決定》總結了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研究部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這次《決定》對增強社會主義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具有深遠意義。

7次六中全會，有3次研究意識形態問題，3次研究黨的建設問題，1次研究社會建設問題。可見，聚焦意識形態問題、黨建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六中全會的主題特征。（來源：人民日報）